20余所学校、400多名教师，在闵行这所学校沉浸式学习了一天……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胜利80周年，上海曾(céng)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(zhǔyào)战场，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(kàngzhàn)历史遗迹。在“寻访上海抗战遗迹”系列稿件中，我们以建筑为线索来到历史现场，回望80多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。 《风云儿女》的拍摄地是今天(jīntiān)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田汉住在山海关路，聂耳(nièěr)在霞飞路家中完成谱曲。金城大戏院（今黄浦剧场）是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，首映后(hòu)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(jìnxíngqū)》了，这个旋律从(cóng)上海出发，传遍了抗日战场。如果有一条行走线路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，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，苏智良(sūzhìliáng)说道。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，游客们从各地来此驻足参观，透过西墙上保留的弹孔与纪念馆内的史料图像，去想象1937年淞沪会战(huìzhàn)的悲壮场面。身为上海(shànghǎi)历史的研究者，苏智良教授谈到上海的抗战旧址，表示四行仓库曾是重要的战场，也是历史记忆(jìyì)上不可替代(tìdài)的坐标(zuòbiāo)。 上海(shànghǎi)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苏智良回忆，“我戴着安全帽(ānquánmào)去施工现场看(kàn)过。展陈设计得非常出色，尤其(yóuqí)是根据历史照片在(zài)西墙复原的大小弹孔。”从苏州河边看去，西墙上的弹孔与炮痕历历在目，坦然地向人们讲述那一段历史的存在。 在苏智良的心目(xīnmù)中，上海还有更多的抗战遗址可以被发掘和保护。 苏智良(sūzhìliáng)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中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散落城市各处(gèchù)的抗日遗迹 “上海是(shì)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，留有大量的遗址。”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，苏智良指出(zhǐchū)，这些(zhèxiē)抗战旧址大致可以分为几类，包括发生过战斗的地方(dìfāng)、难民安全区、集中营，以及承载了革命文化的建筑(jiànzhù)与名人故居等。这些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处，如果将它们连接起来，八十多年前战火中的上海将会在眼前浮现。 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(jiùzhǐ)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它昔日的历史(lìshǐ) 虹口区的(de)四川北路(sìchuānběilù)2121号曾是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，1937年8月14日，张治中率军进攻10天，仍未能攻克。如今，这座五层楼高(lóugāo)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建筑看起来已经无声(wúshēng)融入了城市的日常生活，墙边的一块建筑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它昔日的历史(lìshǐ)，苏智良说，对比战时拍摄的照片，曾经的瞭望台现在只留下钢骨架子，此外保存完好。“在罗店、杨行、真如、杨树浦(yángshùpǔ)等地方(dìfāng)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旧址。”在苏智良看来，作为战争的见证和物证，这些承载着痛苦(tòngkǔ)记忆的建筑也应该被保存下来。 霍山公园内立着一块题为“二战期间犹太难民(nànmín)居住区”的中、英、希伯来三种(sānzhǒng)文字纪念碑。 上海抗战期间曾有两处大型(dàxíng)的难民(nànmín)安全区。一处是以霍山公园为中心的无国籍难民收容区，二战时期，曾有三万犹太人在这里避难。 在城隍庙大殿(dàdiàn)避难的难民 而(ér)在上海城隍庙(chénghuángmiào)(chénghuángmiào)地区，还有另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安全区。苏智良告诉记者，1937年11月，在今天人民(rénmín)路与方浜中路连接的地方，法国人饶家驹建立了(le)一个难民安全区，一直到1940年6月30日，这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建有(jiànyǒu)130个收容所，前后保护(bǎohù)了至少30万中国(zhōngguó)难民。今天，从城隍庙的山门走进去，右侧有一块“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”。2017年，纪念碑在苏智良的提议下设立，而在《上海拉贝：饶家驹》一书中，他记录了这个难民区的历史和重要意义。二战时期，南市难民区的成功模式推广到了南京(nánjīng)、汉口、广州，乃至法国、德国，并最终推动了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的订立——该公约确立(quèlì)了战时平民保护原则。 上海南市难民(nànmín)区纪念碑。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图 “有196个国家签订了《 第四公约》，其中包括我们(wǒmen)中国。所以在上海曾有大量的(de)(de)收容所，譬如梧桐路的天主教堂、城隍庙的大殿、福佑路清真寺、人民路小世界游乐场，其中比较(bǐjiào)好的建筑都被保留了下来，但一般的市民不太知道。”苏智良认为，今天的人们也应该去了解这些散落(sànluò)于城市中的抗战历史。 除了安全区和收容所外，触目惊心的集中营(jízhōngyíng)也不容遗忘。“我们做过一个(yígè)调查，日本军队在上海建立了20多个集中营，关押战俘、外侨等，这些往往都是(shì)(shì)著名的建筑，譬如徐家汇圣母院（今(jīn)上海老站列车餐厅(cāntīng)）、上海中学的龙门楼——它的主楼曾是上海最大的日军集中营。市西中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大楼、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——曾经是日本的宪兵队司令部大楼，关押了很多盟军战俘。”苏智良说，这些重要的建筑仍在，但是其中的历史却少为人知，“是不是可以多花点功夫，把(bǎ)这些故事传到年轻人的耳朵(ěrduǒ)？” 金城大戏院上映《风云儿女(érnǚ)》时的广告 建筑从不同维度勾连出上海(shànghǎi)的(de)抗战史。苏智良(sūzhìliáng)指出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在上海诞生，这些作品的诞生地，也应该被视为上海抗战史的一部分。 “大家都(dōu)知道《风云儿女》这部有里程碑(lǐchéngbēi)意义的电影，它的拍摄地是今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(jùběn)的主要创作者(chuàngzuòzhě)是田汉(tiánhàn)，他的故居在山海关路。夏衍对这个剧本进行了修订，现在夏衍故居纪念馆也已经开放。聂耳当年住在霞飞路（今淮海中路1258号），看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非常激动(jīdòng)，所以就在淮海西路的家中完成了谱曲。在百代公司，袁牧之 、金山等七人(děngqīrén)小分队共同努力灌制了第一张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唱片。” 苏智良说，如果(rúguǒ)有一条(yītiáo)城市行走路线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，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。“金城大戏院(dàxìyuàn)（今(jīn)黄浦剧场）是当年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，首映三天(sāntiān)后，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了，‘七七事变’以后，这个旋律从上海出发，传遍了抗日战场。” 百代(bǎidài)小楼位于徐汇区衡山路811号，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法式小洋楼，1921年，法国(fǎguó)东方百代公司在此(cǐ)设立唱片厂，开启中国首条唱片生产线。2021年5月，百代小楼经过全面(quánmiàn)修缮后(hòu)正式对外开放。2025年4月30日，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首次灌制(guànzhì)90周年之际，百代小楼作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灌制地纪念馆完成全面展陈升级，正式向公众开放。在整整三层的纪念馆里，不仅讲述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诞生，还介绍了中国流行音乐与(yǔ)唱片文化的发展。 “我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(yīnyuè)，它也是凝固的历史”，苏智良认为，百代小楼完好地保存并展示了(le)自己的历史。 而在嘉定西云楼，按原貌迁建(qiānjiàn)的(de)杜公馆也是(shì)一座与抗战史有关的纪念馆——淞沪抗战时期，杜月笙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，成立了战场救护队和急救队，还为淞沪抗战的中国伤兵提供了救助。始建于1926年的杜公馆原址坐落于黄浦区宁海西路236号，2000年，因修建(xiūjiàn)延中绿地，原址拆迁。“当时有有心人(yǒuxīnrén)把(bǎ)杜公馆买下，把每一块砖、每一个木梁都编号记录下来，在嘉定重新恢复建造了一个西云楼，里面的陈设完全是按照(ànzhào)原样。”苏智良说。今年4月，西云楼杜公馆已正式对外开放(duìwàikāifàng)。 中央(zhōngyāng)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 上海也(yě)曾是二战时期情报站的(de)中心城市，许多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(gùshì)就隐匿在今天的城市建筑里。例如位于静安区武定路上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，向公众介绍了抗战中的隐蔽战线。在山阴路的鲁迅故居附近，有(yǒu)(yǒu)一处尾崎秀实旧居，他(tā)曾在上海帮助掩护了许多中国左翼人士。1930年1月，被誉为“红色谍王”的佐尔格(zuǒěrgé)来到上海，为共产国际搜集情报。“他第一个住的地方是华懋饭店，现在的和平饭店北楼，后来到了西藏(xīzàng)中路上的青年会大楼 ，在这幢楼里有过许多故事。佐尔格也经常去(qù)尾崎秀实那里和他们(tāmen)讨论，甚至于住了下来。一位叫张文秋的女干部配合(pèihé)佐尔格工作，她最隐秘的一个据点是在武康路333路，那是一个别墅区，里面有佐尔格小组最隐秘的电台……”若是跟随苏智良(sūzhìliáng)潜入抗战的历史，或许会发现，平时路过的建筑里都有跌宕起伏的过去。 在苏智良看来，上海还有很多值得建成纪念馆的抗战遗址。“比如能不能考虑(kǎolǜ)在上海南市找(zhǎo)一幢房子，去讲述上海安全区的故事(gùshì)？”他说，在安全区的背后，不只是饶家驹，还有各方人士的合力，讲述安全区的故事，也是讲述这些人的努力和心血——应该被更(gèng)多的人看到。 留下“上海安全区”的战争口述史迫在眉睫(pòzàiméijié) 谈到上海安全区，苏智良的脑海中又浮现出(chū)很多人物，“当时江苏省委全力协作饶家驹救助难民，其中(qízhōng)有女特工黄慕兰、地下党员潘大成——他是饶家驹的学生，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(suǒ)的工作(gōngzuò)，还有后来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、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也(yě)参与了安全区的工作。” 2015年，苏智良教授与电台记者金亚采访98岁(suì)的周克先生，了解地下党参与上海(shànghǎi)安全区的往事。 周克是当时(dāngshí)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第二任主任，为安全区的(de)营救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。2015年，苏智良去采访过他。2020年，103岁的周克在上海(shànghǎi)去世。如今仍健在的抗战(kàngzhàn)亲历者越来越少，在苏智良看来，当务之急就是用口述史的方式去记录他们的故事。 “10年前(niánqián)，我们团队就寻找(xúnzhǎo)到十几个上海安全区的(de)难民，最年长的90多岁，最年轻的也有80多岁，那时他们讲述了被救护的故事，10年以后，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了。”苏智良呼吁(hūyù)，应该在保护上海“南市安全区”历史建筑的同时，及时(jíshí)保存难民幸存者的口述(kǒushù)实录等珍贵遗存。“比如地方志办公室、党史办公室、各种文化事业的文物研究所等，可以去寻访一些老上海抗战的幸存者，看看(kànkàn)他们能不能讲述一些抗战的故事，把这些记录下来。”苏智良说，这些口述记录可能是一个人的故事，也可能是一个企业、一幢(yīchuáng)房子的故事。 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研究中心(zhōngxīn)主任。从1991年开始，苏智良和妻子陈丽菲教授在(zài)全国范围内系统研究并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群体，为(wèi)仍然在世的老人们记录口述史。 “有限的(de)(de)档案不(bù)可能记录大量的人生故事。有些历史的细节，随着当事人的离去，可能就淹没了。所以过去，我采访(cǎifǎng)过好多这样的人。”苏智良认为，收集这样的资料迫在眉睫。他还曾采访过参加了“东京大审判”的中国代表团成员、当时担任助理(zhùlǐ)检察官的高文斌。“大约20年前，我和我的学生去采访他，记录了当时他从上海被遴选到东京的过程，讲述他如何工作、如何寻找证据，铁板钉钉地把那些甲级战犯送上(sòngshàng)绞刑架。”苏智良说(shuō)，高文斌是当时代表团里最年轻(niánqīng)的一位，也是最后一位“东京大审判”的全程亲历者(qīnlìzhě)，2020年，99岁的高文斌在上海去世。 上海(shànghǎi)是战后(zhànhòu)审判(shěnpàn)日本战犯的重要城市，审判地位于虹口区提篮桥监狱。如今，这座曾经的“远东第一监狱”已整体搬迁至青浦青东农场，原址(yuánzhǐ)不再具有监狱功能。搬迁以后，虹口提篮桥区域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同时推动城市更新？苏智良认为这值得关注。 “我们通常说中国近代史多少次对外战争非常屈辱，唯有抗战我们获得了胜利，所以(suǒyǐ)(suǒyǐ)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再度(zàidù)复兴的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缅怀先人先烈，去寻访(xúnfǎng)抗战旧址(jiùzhǐ)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”苏智良说，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，寻访抗战旧址，我们能从中汲取能量，更坚定地走向城市的明天。 澎湃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钱雪儿 (本文来自澎湃(pēngpài)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